工商時報【劉朱松╱台中報導】

由台中市政府出資11億餘元,在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(簡稱精機園區)二期,興建標準廠房,昨(15)日動土興建,預計明年底完工;完工後可提供39個標準廠房單元,採租售並行,讓已接受輔導的中小企業、協力廠商,及未登記的廠商有機會進駐。

精機園區二期標準廠房基地面積約1.65公頃,是一棟地下1層、地上6層的立體式綠建築。為因應不同產業進駐需求,該廠房各樓層設計不同的高度及載重,建成後,預定採6成出售、另4成出租,以租售並行方式,共提供39個標準廠房單元,每個彈性單元約182~714坪。

台中市長林佳龍認為,很多新創、關鍵技術的企業,不需要大廠房,因此,市府興建標準廠房,最大用意就是讓接受輔導的中小企業、協力廠商,及未登記的廠商有機會進駐。

市府也已爭取到中央前瞻基礎建設預算支持,在此設立智慧機械示範產線,未來中央的研發單位及國家級法人,也會進駐精機園區,集結產業界力量,試圖與國際競爭。

昨動土開工典禮,由林佳龍主持,與會包括台中市副市長張光瑤、經沒工作想借錢濟發展局長呂曜志、台灣土地開發董事長邱復生,及台中市各工業區廠協會小額信貸試算代表。

林佳龍指出,台中能做為行政院核定的「智慧機械之都」與精機園區開發,有直接關係,精機園區位於大肚山最高峰,而大肚山上60公里的「黃金縱谷」的產業群聚效應最大,包含精密機械、光電、工具機、零組件,及關卡債二次協商連性產業的廠商,都希望在精機園區有立足之地。

該標準廠房內的彈性空間規畫,適合多種產業進駐,例如金屬製品製造業、電腦、電子產品、光學製品製造業、電力設備製造業、機械設備製造業、汽車與其零件製造業、其他運輸工具與零件製造業等行業。

精機園區一期開發面積124.78公頃、園區二期為36.92公頃,目前兩園區完成工廠登記進駐廠商共計115家,預計未來廠商全數進駐後,園區的就業人口可達2.2萬人。

李永得遭警盤查事件,除了老K意圖介入挑撥分化,以從中獲取政黨利益,姿態令人討厭以外,民眾似乎分成幾派各說各話;有些對立意味,卻又說不出所以然。

這就好像在爭論:「人性本善」或「人性本惡」;「雞生蛋」或「蛋生雞」,類似這樣的哲學辯證。到底是李永得(或一般民眾)的人權重要?還是警察經常性盤查拼治安重要?李永得是因為身份特殊才覺得不爽,還是任何人碰到都會不爽?──現場影片顯示,幸好李永得沒有表明官員身份,否則現在網路一定呈現一片「耍官威」的謾罵聲,我們就會縮小討論空間了。

兩蔣特務統治 壓抑台灣民主意識

而現在像是有人從大樓上丟下一只引爆失敗的鞭炮──沒引起明顯傷害;這讓我們增加不少討論空間。這就是一種民主意識的辯證,幾條看似不相交的平行線,背後其實有著相同的民主意識:那就是自我權利意識的覺醒。我因此在昨天說了一段,和李永得有關的民主故事,嘗試不讓這件事成為浪費時間的空談;當然,每個人可能都會有一段與民主經驗相關的故事,我說了一段比較久遠的故事和大家分享,如此而已。今天就來說另一段,更為久遠的故事。

這是和自我權利意識覺醒有關的故事──我們的民主故事,就是從自我權利意識覺醒,所發展出來的。我們都知道,台灣是全世界厲行戒嚴統治最久的國家(1949~1987,以及之後的國安法),這意味民眾的權利意識,是長期受到壓抑,而有一種內化為基因的趨勢的。

這和兩蔣時代,運用特務統治有著極大關係。舉例來說,彭明敏本來是老蔣相當欣賞,也有意栽培的歸國學人,台籍菁英。但彭在一九六四年,發現反攻大陸根本是騙人的政治把戲,台灣應該有最起碼的自由民主,才不會淪為殭屍社會。因此彭和另兩個學生,就在這一年發表了「台灣自救宣言」,從政治ABC的基礎,要求台灣應有自由民主。

這一份宣言印好並未發出去,三個人就被捕了。彭在一九七O年逃離台灣,開始流亡生活,這一段故事可以在「自由的滋味」這本書清楚看到。問題是在蔣家強人統治時代,社會其實都不知道有這一段,媒體控制是最大原因。因此,彭很積極想要喚醒台灣人重大的權利意識,但尚未成功就被迫離開台灣了。

民主自由的果實 仰賴負債貸款自我權利的覺醒?

一九七五年夏天,我大學畢業,雖然不知彭明敏事件,信用破產可以開戶嗎但卻從另一個「缺口」,看到了台灣人權利意識受壓制的詭異現象。這一年要入伍前,我剛好在當全國最大報(中時)副刊主編的助手。有一天下午和一群朋友去陽明山風景優美,在半山腰一有名餐廳喝果汁飲料,慶祝大學畢業。這一家在山上名為某山莊的餐廳,一杯果汁是二十元,我們七、八個人各叫一杯果汁就聊天到傍晚,我去結帳準備離開時,櫃台卻說每人最低消費一百元!

在那個時代,一百元對學生來說是天價,我當然不給。我說以前也喝過,就是menu上印好的二十元,怎麼可以這樣敲竹槓?一聽「敲竹槓」三個字,我旁邊兩個餐廳的壯漢就圍過來了,大聲咆哮說:「不付就別想走人!」我說那找警察來處理吧,他說你去叫啊,我說那借我電話我報警吧(那是山上,附近沒別家,當然也沒公共電話),他說不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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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想這根本是耍流氓,同行有好幾個女生,萬一受到驚嚇也不好。好漢不吃眼前虧,只好給錢走人。一個快快樂樂的週末,就這樣搞砸了。隔天上班時,我跟主編高信疆說這件事,我說我想寫一篇短文講這件事,徵求他的同意。高是文化界有名的開明派主編,立即同意我寫文章抒發此事。

再隔兩天,全國第一大報的副刊(當時報紙只印兩大張,副刊半張,但很醒目;報禁時代,影響力很大),登出我一篇幾百字短文「山寨」,描述被「某山莊」敲竹槓近乎勒索事件。此文一出,讀者來函立即在我辦公桌上堆成一座小山!

讀者普遍同情、支持此控訴。也有相當多以國外生活經驗,來比較台灣對這種消費意識的「逆來順受」,大不以為然。當時是報禁、戒嚴、蔣家強人時代,我那一篇「山寨」短文,其實是台灣第一次對公眾事務,表示不滿、憤怒的批判性文章──再隔幾天,主編告訴我:此事就別再提了,因為警總已找上門關切了,我們達到目的就好(聽說餐廳老闆某大富豪,也有打電話給報社高層解釋此事)。

這件事令我大開眼界,一方面明白社會自我權利意識受到戒嚴影響,遭壓制的痛苦,另一方面也認識到傳播媒體的超大影響力;難怪統治者要那麼積極控制媒體。楚門的世界就這樣形成了。

而那一篇「山寨」短文,也成為十三年後「雅痞日記」的先導者。我們後來的民主運動,其實背後也都有著這種消費意識、權利意識覺醒的影子呢。

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,文責歸屬作者,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,不代表本報立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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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嘉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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